王惟一与《铜人腧穴图经》

王惟一像

王惟一，或名惟德，约生活于987-1067年间，里贯无可考。宋代著名针灸学家，曾任医学研究机构翰林医官院医官、为王室服务的殿中省尚药奉御等医药要职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，王惟一精于针灸，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、技术、明堂图经 等有着深入的研究。天圣四年（1026），宋政府再次征集、校订医书，王惟一奉诏对人体解剖、腧穴位置、经络走行、针灸主治等，竭心精意地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，系统总结了历代医学家对针灸穴位、主治等反复实践的丰富经验，删节迷信之说，增加古今治验，撰成《腧穴针灸图经》3卷。于公元1026年呈宋仁宗，次年由翰林医官院刻印刊行。仁宗以为“古经训诂至精，学者执之多失，传心岂如会目，著辞不若案形，复令创铸铜人为式 ，内分脏腑，旁注溪谷，井荥所会，孔穴所安，窍而达中，刻题于侧，使观者烂然而有第，疑者涣然而冰释”。王惟一负责设计针灸铜人两具，政府组织工匠，于天圣五年(1027)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，由翰林医官院上于宋仁宗，宋仁宗赵祯诏令一置翰林医官院，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。王氏又撰针灸著作遂名为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)，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，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。

王惟一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书成后，即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，由政府颁赐于各州。同时，除铸造铜人外，还将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的经络腧穴图刻于石碑，立于大相国寺仁济殿，如此既可作为法定标准，学习之教具，而且可以避免传抄之误。20世纪60年代，北京西直门瓮城出土的针灸腧穴经络图残碑，按其图形内容很似宋代之石刻。该碑或为元代与铜人同时运至北京者。

《铜人腧穴图经》

中国历史上铸造铜人虽然早已有之，但在普及和推广针灸医学，并使之经络穴位规范化方面，铸造针灸腧穴经络铜人，确以宋代王惟一的创造为最早。王惟一设计铸造的针灸铜人，根据文献记载，体同成年男性，躯体外壳可以拆卸，胸腹腔能够打开，腔内脏腑可见，而且位置、形态、大小比例均较正确，体表则精刻人体14条经络循行路线，各条经络之穴位悉备，并各注明穴位名称，尺寸比例正确，各与体腔相通。针灸铜人是我国针灸医学教学最早而且是最珍贵的教学模型，平时，它发挥着穴位规范化的作用，教学时它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。根据文献记载：考试医学生时，体表涂腊，使穴位、经络被覆盖之后，再向体腔内注入水银(一说注入水)，令被试者针刺，若取穴刺之有误，则针不能入；如果取穴正确无误，则针从孔穴刺入体腔内，水或水银即可从拔针后之针眼中射出。如此设计之精巧科学，实属罕见。从而对统一穴位和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两具针灸铜人铸成后，颇得国人之注目，早在12世纪中叶，宋金战争宋人失利，在宋金议和时，金人即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。可见金统治阶级是如何看重针灸铜人的。 元代至元年间(1264-1294)，由于元朝定都北京，将宋针灸铜人从河南开封移至北京。由于宋铜人已经历200来个寒暑，其形象已经昏暗，穴名或已不清，并有缺损者，公元1265年，曾请尼伯尔匠人阿尼哥对针灸铜人进行修整。经过修复后，其形象“ 关鬲经脉皆备，金工叹为至巧”，说明这位尼伯尔工匠的技术也是很高明的。经此修复的宋针灸铜人，又经近200年至明代正统八年(1443)，明英宗朱祁镇见铜人之孔穴经络已昏暗难辨，曾组织金工范铜仿作，“加精致焉，建诸医官，式广教诏”。从此之后，就难以寻找宋代针灸铜人踪影的文献记录了。现日本皇宫博物馆和苏联列宁格勒博物馆各收藏一具中国针灸铜人，有学者认为即宋代针灸铜人，但也有人考察后认为，确是中国铸造的但并非宋针灸铜人。近据调研，认为列宁格勒的铜人，系1900年俄军从我太医院掠去的明正统铜人。本世纪70年代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与南京医学院，曾考证历史资料，用电解铜复原宋针灸铜人，现收藏该研究所中国医史博物馆。作为官书问世的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，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，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，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，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，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，王惟一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贡献。